成官泯 | 柏拉图阅读中的几个问题（上）
编者按：本文原载《古典学研究第4辑：近代欧洲的君主与戏剧》（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古典学研究”公号分为上、下两篇推送，此为上篇。感谢成官泯老师授权公号网络推送。
学习哲学的人，在初步了解哲学史之后，最有必要做的事，就是读哲学原著。在阅读哲学原著时，我们遇见的第一个大哲是柏拉图。人们阅读柏拉图的历史源远流长，由此形成了各种各样的门派、套路，研究柏拉图的第二手文献汗牛充栋，有志于原汁原味地领略柏拉图思想的读者，当然不能忽视这些套路和文献。自19世纪后半期以来，经过一百多年的积淀，柏拉图研究界逐渐形成了一种主流的阅读套路，我们在这里就探讨与这主流套路相关的几个问题，并结合我们的思考提出一点建议，这虽然算不上柏拉图研究中的“前沿”问题，却是我们读柏拉图时首先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一
真伪问题
我们的时代去圣久远，柏拉图的著作写于差不多2400年前，在柏拉图著作的漫长流传中，免不了出现真伪纷争。
在探讨柏拉图著作的真伪之前，我们得搞明白古代著述的一些基本事实。首先，古代著作的所谓“发表”，与我们熟知的印刷术出现后的情形完全不同，那不过就是手经手的转抄。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古代某书，比如说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都是一些抄本，其内容绝大部分一致，而细节总有一些出入。而对于这些抄本，我们甚至不能说，它们有一个唯一的来源或母本，因为我们实在不能安全地假定，柏拉图写完《苏格拉底的申辩》之后，就拿到市场上卖了，后来流传的各个抄本就是这个母本的辗转抄录。实际情况倒有可能是，柏拉图写出著作来，首先流入其学园，门人传诵抄录，而且柏拉图未必不会自留底稿，供自己玩摩、加工、润色。
其次，古人完全没有著作权的概念，无论在抄书还是著述时，都没有著作权的概念。抄书时，他们可能就添入了自己的创作，在著述时则有抄袭、托名的事经常发生。所谓抄袭，就是自己写书时抄袭前人著作而不加说明；所谓托名，就是谎称自己的创作其实是转抄某个前贤的作品。古人为什么这样？这不是我们要在这里讨论的论题，我们只需要强调，我们现代人如此看重的“原创”二字，在古人却是完全不在意的。
这样一来，古人的著作，历经两千年，传到我们手中时，我们得到的是，相传是某某古人，比如说柏拉图的著作。但我们却不可以拿我们现在的情形来揣测古代，以为那就是柏拉图本人原创出来的样子，他将它付梓印刷，白纸黑字，流行至今。相反，极有可能的情形是，那除了是柏拉图的原创外，至少还有其学派中人的重述、增加、删削、改易、捉刀补篇等等，它们都归到柏拉图的名下，要在我们中国，就会名之曰“《柏拉图》”，一共若干篇，但其作者不一定就是柏拉图一人，其定型成书时间也不一定就在柏拉图在世时。这样的情形，大概是中外古书撰述的通例吧。
中国古书的撰述情形，在余嘉锡《古书通例》[1]中有很好的说明。我们由是知道，比如读庄子，我们读的是《庄子》书，他可能是庄子一派，但绝不是庄子一手定稿的作品。西方的情况也许与中国不尽相同，或许柏拉图书中属于柏拉图个人的创作相比庄子书中更多，但同样不争的事实是，流传至今、相传是柏拉图的著作，绝不同于我们现代的著作情形，它们只是归在柏拉图名下的。古人不像现代人这样看重这是哪个思想家个人的原创，同样，古人很少像19世纪以来的学者这样疑经、疑古。所以，自古以来（19世纪之前），柏拉图著作的真伪问题，不像现在这样是什么大问题，人们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是：相传是柏拉图的作品，就是柏拉图的作品。真伪问题，在古代接近于伪问题。
《柏拉图全集》（库柏编）
流传至今，归在柏拉图名下的作品，一共有42篇对话、13封书信、1篇词语手册，还有若干条隽语短诗，汉译或作“箴言”，如今都有英译，收在库珀（John M. Cooper）主编的《柏拉图全集》[2]中。我们今天能有柏拉图的著作全集，得益于公元一世纪时忒拉绪洛斯（Thrasyllus）的编辑。埃及的亚历山大那时是一个讲希腊语的城邦，忒拉绪洛斯是那里的星象学家、柏拉图派哲学家，他按照古希腊悲剧的演出结构方式，将柏拉图的作品编成九组四联剧，对话35篇，13封书信合一篇，一共九卷36篇；而其余的作品，忒拉绪洛斯怀疑不是柏拉图本人所作，没有编入他的九卷集中。
忒拉绪洛斯编的柏拉图九卷集，顺序篇目如下：
卷一：游叙弗伦（Euthyphro）
苏格拉底的申辩（Apology of Socrates）
克力同（Crito）
斐多（Phaedo）
卷二：克拉底鲁（Cratylus）
泰阿泰德（Theaetetus）
智术师（Sophist）
治邦者（Statesman）
卷三：巴门尼德（Parmenides）
斐勒布（Philebus）
会饮（Symposium）
斐德若（Phaedrus）
卷四：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es）†
阿尔喀比亚德后篇（Second Alcibiades）*
希普帕库斯（Hipparchus）*
情敌（Rival Lovers）*
卷五：忒阿格斯（Theages）*
卡尔米德（Charmides）
拉克斯（Laches）
吕西斯（Lysis）
卷六：欧绪德谟（Euthydemus）
普罗塔戈拉（Protagoras）
高尔吉亚（Gorgias）
美诺（Meno）
卷七：希琵阿斯前篇（Greater Hippias）†
希琵阿斯后篇（Lesser Hippias）
伊翁（Ion）
默涅克塞诺斯（Menexenus）
卷八：克莱托普丰（Clitophon）†
王制（Republic）
蒂迈欧（Timaeus）
克里提亚（Critias）
卷九：米诺斯（Minos）*
法义（Laws）
厄庇诺米斯（Epinomis）*
书简（Letters）‡
我们的观点是：忒拉绪洛斯编入九卷集中的作品，都是柏拉图的作品！忒拉绪洛斯根据什么说它们是柏拉图的作品，我们现在不探究，也无从探究。我们依从一个流传了差不多2000年的权威（其源头其实还要再往前追溯300年[3]），难道心里有多不踏实吗？难道不比依从现在流行的什么观、什么论、什么说去论断忒拉绪洛斯所传柏拉图著作的真伪更靠谱吗？
在忒拉绪洛斯所传九卷集之外归在柏拉图名下的作品，现在有个通称：柏拉图《杂编》，已有中译本[4]。关于杂编，我们赞同主流学者库珀的看法：
被忒拉绪洛斯归到伪作的对话录也值得重视，即便有很强的理由否认是柏拉图所作；《定义集》则是价值极高的作品，成于柏拉图身前及他去世后几十年间的柏拉图学园。[5]
在忒拉绪洛斯所传的九卷集中，目前主流学界的看法，关于13篇《书简》的情况比较复杂，其中第7和第8封（尤其第7封）书信被绝大多数学者认为真作，布里松曾列举了1485到1983年间共32家的柏拉图书信研究，其中只有6家否认第7封书信的真实性[6]。关于其余书信则聚讼纷纭，难有定论，但大多被疑为伪作。不过我们要明白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在现代疑古运动兴起之前，即在18世纪之前，柏拉图书简的真伪并未成为一个问题！根据古人的报道，早在公元二世纪的时候，人们研究柏拉图，就有的从其对话录开始，有的从其书简集开始[7]。还是遵循这流传了近2000年的传统吧！柏拉图《书简》已有中译注释本[8]。
忒拉绪洛斯所传的九卷集共有柏拉图对话录35篇。在18、19世纪的西方学界，特别是在德国，柏拉图作品的真实性普遍受到怀疑，疑古最甚之时，仅余5篇对话未被确认为伪书[9]！疑古风潮渐渐归于平静后，曾经的“伪作”纷纷得到正名，到19世纪末，大多数都恢复了真作之名[10]。20世纪主流学界对柏拉图对话真伪的看法，从广泛流行于英语世界的先后两个全集中可窥一斑。第一个是汉密尔顿主编的《柏拉图对话集暨书简》[11]，初版于1961年，至1980年已印到第10版。第二个就是前面提到的库珀主编的《柏拉图全集》，于1997年出版，一举成为最方便、流行的全集本。
库珀版收齐了古来归在柏拉图名下的所有作品，凡真实性存在争议的，就在篇目后面加以标识。标“*”的，指“学界普遍认为非柏拉图所作”，就是所谓“伪作”（一共6篇：《阿尔喀比亚德后篇》、《希普帕库斯》、《情敌》、《忒阿格斯》、《米诺斯》、《厄庇诺米斯》）；标“†”的，指“是否柏拉图所作未得学界普遍认可”，就是所谓“疑伪作”（一共3篇：《阿尔喀比亚德》、《希琵阿斯前篇》、《克莱托普丰》）；其余26篇未加标识，自然就是柏拉图的所谓“真作”了。
汉密尔顿版收柏拉图对话“真作”26篇，附录“疑伪作”2篇（《希琵阿斯前篇》、《厄庇诺米斯》），其余7篇对话则当作“伪作”径直舍去不收。
经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这两个本子认定的柏拉图对话真作26篇完全相同，这说明，学界认为铁定为真的柏拉图对话，从1961年到1997年，并没有改变。两个本子认定为伪以及怀疑为伪的对话作为一个整体，也都是那9篇，所不同的不过是，《阿尔喀比亚德》和《克莱托普丰》，库珀版归为“疑伪”，汉密尔顿版则当作“伪”，《厄庇诺米斯》库珀版归到“伪”，汉密尔顿版则归到“疑伪”。其余的篇目，《希琵阿斯前篇》两者皆认定“疑伪”，另外5篇（《阿尔喀比亚德后篇》、《希普帕库斯》、《情敌》、《忒阿格斯》、《米诺斯》）则被两者都铁定为“伪”[12]。
国际主流学界的看法，附上国内学界的看法，列表如下：
认定真 | 怀疑伪 | 认定伪 | |
库珀 （1997）
|
26篇
| 希琵阿斯前篇 阿尔喀比亚德 克莱托普丰 | 阿尔喀比亚德后篇、希普帕库斯、情敌、忒阿格斯、米诺斯 厄庇诺米斯 |
苗力田 （1989）
|
24篇
| 希琵阿斯前篇 阿尔喀比亚德 希琵阿斯后篇 默涅克塞诺斯 | 阿尔喀比亚德后篇、希普帕库斯、情敌、忒阿格斯、米诺斯 克莱托普丰、厄庇诺米斯 |
汉密尔顿 （1961） |
26篇
| 希琵阿斯前篇 厄庇诺米斯 | 阿尔喀比亚德后篇、希普帕库斯、情敌、忒阿格斯、米诺斯 阿尔喀比亚德、克莱托普丰 |
关于柏拉图著作的真伪，我们的观点是：忒拉绪洛斯所传九卷柏拉图“正典”（Canon）都是真正的柏拉图的作品！尤其当我们考虑到，实事求是地讲，这所谓“柏拉图的（Platonic）”意思，绝不是在现代学术规范、学术道德、版权意识、原创声明等等意义下的“柏拉图的（of Plato）”。
二
分期问题
19世纪末，疑伪风潮趋于平静，新时代的读柏拉图方法同时兴起，一百多年的发展成果，最终在主流学界形成了一个阅读、解释柏拉图的范式，就是将柏拉图一生的写作，分成早中晚三个时期，而柏拉图一生的思想，也相应呈现为逐渐发展、变化的三个阶段，这就是所谓“编年论”（chronology）与“发展论”（developmentalism）。这样的范式，既提供了一种阅读的路径，也提供了一个解释、研究的大框架，因此对学者极具吸引力，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在20世纪末以弗拉斯托斯（Gregory Vlastos）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这里几乎大功告成。为明晰起见，列表如下：
早期 | 中期 | 晚期 | |
弗拉斯托斯等 | 游叙弗伦 苏格拉底的申辩 克力同 卡尔米德 拉克斯 吕西斯 欧绪德谟 普罗塔戈拉 高尔吉亚 希琵阿斯前篇 希琵阿斯后篇 伊翁 默涅克塞诺斯 | 克拉底鲁 斐多 会饮 王制 斐德若 巴门尼德 泰阿泰德 | 蒂迈欧 克里提亚 智术师 治邦者 斐勒布 法义 |
美 | 诺 | ||
弗拉斯托斯 （1994）[13] | 弗拉斯托斯把《王制》卷一归到早期。认为《美诺》是从早期到中期的过渡。未排定早期对话录的时间顺序。中期与晚期则依据可能的写作时间排序。在其1991年的著作[14]中，把《吕西斯》、《欧绪德谟》、《希琵阿斯前篇》、《默涅克塞诺斯》、《美诺》看作从早期向中期的过渡。 | ||
格思里 （1975）[15] | 格思里把《欧绪德谟》、《默涅克塞诺斯》、《美诺》归入中期。 | ||
罗斯 （1951）[16] | 罗斯把《美诺》归入早期。 | ||
泰勒 （1926）[17] | 泰勒把《克拉底鲁》、《美诺》归为“苏格拉底对话”（即早期）。把《普罗塔戈拉》归到中期。 |
如上表，我们可以看到，百年来主流学界对柏拉图写作时间顺序的分期，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这样一些对话：《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卡尔米德》、《拉克斯》、《吕西斯》、《希琵阿斯》、《伊翁》，还有《普罗塔戈拉》和《高尔吉亚》，总是被绝大多数学者当作早期对话录。《斐多》、《会饮》、《斐德若》、《王制》，这四篇则是中期对话录的支柱。如下6篇则是铁定的晚期对话录：《智术师》、《治邦者》、《蒂迈欧》、《克里提亚》、《斐勒布》、《法义》。
本来，关于柏拉图的生平，我们本无信史的依据，我们所知其实大多来自于他本人在《书简》中的报导，尤其是他60岁以前的经历，几乎一片空白。对于他的生平，人们确定了年表中的几个重要点：
公元前427年，出生。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死。柏拉图28岁。
公元前387年，首次叙拉古之旅。在这前后，建立学园。40岁。
公元前367年，第二次叙拉古之旅。60岁。
公元前361年，第三次叙拉古之旅，次年回到雅典。66岁。
公元前347年，逝世。享年80。
按照人的自然生命历程，一个享寿80之人，20岁时成年不久，30岁时尚年轻，40、50岁时正当壮年，60岁时血气既衰，步入晚年，70岁年逾古稀，更是到了生命的最后年岁。对于哲人来说，相比于身体，思想的成熟大约要晚10年吧，而且思想受年岁影响而衰老的程度和速度，不像体力那么明显。我们现代人见惯了大哲学家一生思想的发展变化，比如康德，比如海德格尔。轮到柏拉图这里，学者们把他的写作和思想，直到40岁左右都称作“早期”，到60岁称作“中期”，最后20年或更晚时期称作“晚期”。
喝毒芹汁的苏格拉底
发展论的观点，即认为柏拉图写作、思想随年岁发展变化，是一个现代现象。与此相反，古代的柏拉图阐释者则是“统一论者（unitarians）”[18]，他们相信在柏拉图所有对话录中有着系统、统一的学说或思想。公元前一世纪的哲人说：“柏拉图有多种声音，但不像有人以为的那样有多种学说。”
现代的“柏拉图研究”开始于18、19世纪之交的德国。W. G. Tennemann试图把柏拉图的真作按康德的原则整理成一个哲学体系（1792-95）[19]。很快，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的柏拉图翻译计划（1804）开启了新的主导研究法，他认为，理解柏拉图的对话，在方法论上必须精准重构对话的原本顺序，对话的序列本身是柏拉图从头到尾精心设计的[20]。不久，施莱尔马赫的方法又被赫尔曼（K. F. Hermann）彻底修正了，他认为，对话反映柏拉图思想的展开时所依据的原则是不受柏拉图自己控制的，他根据德国浪漫派和唯心论来理解这些原则[21]。我们可以发现，19世纪上半期的德国学者都从体系上来理解柏拉图，体系的最终表达就是《王制》，他们对其他对话录做了排序，但认为它们都是最终体系的预备。在施莱尔马赫和赫尔曼的时代，有对柏拉图对话录的排序，或可说有发展论的端倪[22]，但是并不存在当今意义上的发展论。那时划分对话录的时期，更多是从哲学学说上考虑，并依靠史学研究确定的事实。
在那之后，柏拉图研究图景大变。经过了19世纪中期的辨伪（athetizing）浪潮，到19世纪末期，学者们掌握了号称“科学的”“文体考量学（stylometry）”，才开始有对柏拉图写作的真正编年（chronology），并将柏拉图对话录的写作顺序和思想发展的顺序联系起来，最终形成了早中晚三期的框架[23]。
我们可以说，正是19世纪历史主义、历史意识的兴盛，为柏拉图研究中的编年论和发展论提供了大的思想背景，而文体考量的所谓科学方法，则助力历史意识在柏拉图研究领域开花结果。时至今日，绝大多数主流学者都认为，弄清（哪怕是大体上）柏拉图写作的年代顺序，对于理解柏拉图思想非常重要，不论他们在其著作编年问题的具体看法上有多大差异，足见历史意识之深入人心。
在柏拉图研究图景的转变过程中，英国学者坎贝尔（Lewis Campbell）厥功甚伟[24]，他1867年发表的对于《智术师》与《治邦者》的研究，力证两者是柏拉图真作，不仅扭转了辨伪潮，而且开启了文体考量学。坎贝尔发现，在五篇对话（《智术师》、《治邦者》、《斐勒布》、《蒂迈欧》、《克里提亚》）与据信是柏拉图最晚著作的《法义》之间，存在着措辞或文体风格上的亲缘性，于是他判断它们是柏拉图晚年之作，并进而推断，柏拉图晚年在形而上学（理念论）和政治思想方面重新思考《王制》中的观点，变得更加向现实世界妥协。坎贝尔的研究在同一时期在大陆并未广为人知，那里学者们正饶有兴趣地历史地重构柏拉图与其同时代人比如伊索克拉底的竞争，可巧，这也导致了对柏拉图文体手段的精细研究。
在通过文体考量确定6篇对话为柏拉图晚年之作后，学者们很快便确定如下4篇（因与《王制》文体风格亲近）为倒数第二组：《斐德若》、《王制》、《巴门尼德》、《泰阿泰德》，并推断其余的更早。文体考量学在19世纪末蓬勃发展，成果丰硕，以致到1897年时，卢托斯拉夫斯基（Wicenty Lutoslawski）自信地认为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对话排序的所有问题[25]。不过，大多数学者认为文体考量并不能科学地解决归为“苏格拉底对话”的这一大组对话的排序问题[26]。为了确定柏拉图作品的时间顺序，除了文体与语言学研究的手段，学者们还运用了更多的手段，主要是[27]：（1）文学批评、（2）主题的或哲学的考虑、（3）历史事件的外证以及文本的相互参证。尽管存在着各种矛盾、困难和争议，坎贝尔开创的图景主导了主流学界，成为柏拉图研究中19世纪留给20世纪的主要遗产。把柏拉图作品分为早中晚三期，今日学者们差不多视为理所当然。
雅典学园
20世纪前期，编年论研究成果丰富，三期分期格局初定。到世纪中期时，柏拉图研究又有两个引人注目的新发展：一是发展论的新发展，二是学者们纷纷运用现代分析哲学的技巧研究柏拉图对话，取得了全新成果。自古以来的统一论者都认为柏拉图的理念论是其核心的、一贯的思想，这种看法从坎贝尔开始有了松动，他认为晚年柏拉图重新思考、修正了其成熟期（《王制》时期）的思想。20世纪的学者进而发现，晚年柏拉图，从《巴门尼德》开始，思想发生了重大改变，他批判理念论[28]。发展到这时，发展论才发展出了标准的发展论观点：理念论只是中期（成熟期）柏拉图的思想！
把理念论限定在中期，这就要求修改早先主要基于文体考量学的分期，策略是：把谈到理念论的对话统一归到中期。具体来说，就是把原先归到早期的三篇移到中期：《克拉底鲁》、《斐多》、《会饮》。至于原先归在中期的《泰阿泰德》与《巴门尼德》，因为其中包含了对中期学说的批判，有些学者便主张把它们归为晚期。这种发展论支配了20世纪中期分析学派的柏拉图学者[29]。到这时，柏拉图写作的早中期三期划分，几乎臻于完工。把柏拉图写作分成早中晚三期，不仅仅是大致确定了作品“出版”的时间顺序，更重要的是，它也为柏拉图思想的发展顺序设定了框架，为研究柏拉图提供了指南。
早中晚三期划分，既是写作时间顺序的设定，又是思想发展顺序的设定！人类思维的通常逻辑似乎是，我们应该依据一个思想家写作的顺序，来推断其思想的发展历程[30]。但不幸在柏拉图这里不是这样，写作时间顺序与思想发展顺序，两者都是推测和设定，而且学者们并非总是依据前一设定来建构后一设定，而常常也依据后一设定来建立前一设定，两者互为依据！
基于柏拉图哲学思想的发展论框架修订过的作品编年法，自然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美诺》的核心是回忆说，而回忆说在《斐多》中明显与理念论相关，有学者于是认为它是从早期到中期的过渡。再比如，在《游叙弗伦》中理念论其实就呼之欲出了，有学者于是便论证早期对话中有理念论的早期版本[31]。再比如，有学者通过论证老牌的晚期对话《蒂迈欧》包含了理念论，进而试图把它在写作时序上移到中期[32]，这就引起了激烈争论，但不被大多数学者支持，被斥为“大胆”（bold）。除了理念论的发展指标，还有发展论者引入别的标准（比如灵魂观、辩证法概念）对柏拉图思想发展进行分期，这里不赘述。
雅典街头的辩论
弗拉斯托斯是用分析哲学手段研究柏拉图对话的代表。借助分析哲学的方法，学者们带着当今哲学中本体论、认识论、道德学的关切，突入到柏拉图对话中特别适合用来进行逻辑分析的哲学论证部分，更好地理解、评估柏拉图对相关问题的解决之道，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分析研究法的毛病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柏拉图对话中有大量部分并不具有那种逻辑结构以致特别适合用作分析研究，况且，对单个论证的分析，无论做得多么专业，都并不足以据此确定这些论证所居于其中的整篇对话的意义[33]。
分析研究法的最大问题是，从分析哲学的狭隘哲学观出发，完全无视柏拉图对话的戏剧特征，睁眼不见柏拉图对话中的论证乃是言语（logos）与行动（ergon）的双重论证的结合。所以，对一篇对话，若想从总体上理解其中所发生的实事，分析研究法并无推进，我们只要对比一下弗拉斯托斯以及米勒（Mitchell H. Miller）对《巴门尼德》的研究[34]，就可以看出，即便对于如此逻辑的对话，关注其戏剧特征有多么重要！通过分析法研究柏拉图的论证，学者们不仅发现柏拉图是当代哲学的知识观念、意义理论、逻辑原子主义等等的先驱，更多地发现了柏拉图论证中“诚实的困境”、立场的不一致、概念的二义、问题的不相关、论争的错误和失败，如此等等。
忠诚于分析方法的学者们最不能忍受的一大问题是，苏格拉底的主张，在不同的对话录中，竟然会有非常大的反差，甚至矛盾、对立，这让他们如鲠在喉、寝食难安。确实，仅仅从逻辑上讲，A若正确，Ā就绝不可能正确，这样的难题，在逻辑内部是不可能解决的。其实，如果我们认真对待柏拉图对话的戏剧特征，在整篇对话的情景中考察单个论证的意义，在所有对话编织的戏剧整体中考察单篇对话所传达的部分的、片面的真理，那么，不同对话中呈现的矛盾和对立非但不是我们理解柏拉图的障碍，反倒成了我们进入柏拉图思想的线索。所以，不同对话录中苏格拉底反差巨大甚至互相矛盾的问题，分析派的学者是提出了只对于他们才成为问题的问题，不过，他们漂亮地解决了他们提出的问题！这里有发展论的又一个新发展，又是卓越的弗拉斯托斯！
我们可以说，20世纪中期起，发展论的新发展和分析方法的兴盛，这两者的同时性绝非偶合，正是分析法提出的问题推动了发展论的发展。
通过聚焦理念论，发展论者成功地使中晚期的划分有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中期是对理念论的成熟表达，晚期是对它的批判。现在，整个大厦的框架还有一部分需要完善，就是，还需要在哲学上为早期和中期的划分建立坚实基础。在早中期对话中，苏格拉底都是主要发言者。问题的解决同“苏格拉底问题”联系起来。这所谓苏格拉底问题，是指，当我们在哲学史研究中说到苏格拉底时，到底指的是谁？依据什么文本来判断历史上那个苏格拉底的真实思想？分析学者发现，“苏格拉底”在柏拉图对话的不同部分中反差太大，以致可以说有两个哲人叫“苏格拉底”，弗拉斯托斯总结道：
这个人一直是同一个。但是，他在不同组对话中所搞的哲学如此不同，以致绝不可能把它们描绘成是共存于同一个头脑中，除非它患了精神分裂症。它们在内容和方法上都大相径庭，以致彼此截然不同，就像不同于任何你愿意提到的自亚里士多德开始的第三者哲学[35]。
弗拉斯托斯列举了十组对立论题，显示早期对话中的苏格拉底与中期对话的苏格拉底的不同，比如：早期完全是一个道德哲学家，中期则是一个有广泛理论兴趣的哲学家；早期否认拥有知识，未提出分离的理念，没有关于灵魂本性及不死的论说，中期则自信发现了知识，提出了理念论以及不死灵魂的三分结构，等等。经过研究，他的结论是：早期对话录展示（exhibit）了历史上那个真实的苏格拉底的方法和学说。当然，这并不必然是柏拉图有意通过再造（reproduction）给它们来一个精确的复制（copy），而是，柏拉图在其哲学生涯的开始阶段，追随苏格拉底，以苏格拉底的方式从事哲学，通过写作力图把苏格拉底的洞见变成自己的东西。所以，那是想象性的再创造（imaginative recreation），“真实的苏格拉底思想存在于柏拉图对它的再创造中”（《苏格拉底的申辩》则据说是真实历史记录）[36]。
柏拉图对话记录了柏拉图心灵的发展，这是发展论的基本假定，结论是，在早期对话录中，苏格拉底所言反映了历史上苏格拉底的哲学观点，当然，也反映了在其成熟，拥有真正自己思想（中期）之前的柏拉图的哲学观点，因为，“柏拉图只会允许他的苏格拉底言说他（柏拉图）认为真的东西”[37]。这就是说：存在“苏格拉底的反讽”，但是不存在柏拉图的反讽！
在柏拉图文本中成功地区分出苏格拉底的和柏拉图的，这是20世纪柏拉图研究的一大贡献！
弗拉斯托斯代表性地总结了发展论和编年论的成果，尽管存在反对的声音[38]，仍然成了当今学界的主流看法：柏拉图对话录在写作时序上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对话反映苏格拉底的思想，追问德性和美好生活，中期对话体现柏拉图成熟期的思想，核心是理念论，在晚期对话中，柏拉图批判理念论，思想进一步发展[39]。
柏拉图一生，哲思久长，写作必有时序，思想或有发展，这都是很可能的事，但若说只有到了现代人们才能认识到其写作时序的重要，勘定其写作分期，厘定其思想发展，而自古以来2000多年竟未有所闻，这倒是一件有趣的事，何以如此？这里面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恐怕不在古人柏拉图那里发生的实事，而在我们今人自己的先入之见。上面提到的主流看法，如果我们看不清编年论与发展论特定的历史来源，不思考其哲学上的脆弱性，而把三期划分当作柏拉图研究的范式，那么，在这一范式下的研究必定是将更多的现当代想象加到柏拉图身上，得到的与其说是从柏拉图那里得来的教益，不如说是我们自身的映射。现代对柏拉图作品的时序分期工作，只有在满足如下假定前提时才有可能是可靠的[40]：
（1）柏拉图（像当今多数哲学工作者所做的这样）写完一篇就发表一篇，每一篇发表出来就成了作者无法再改的历史存在，反映了作者当时的思想。
（2）如若柏拉图思想变化，经过修改并再版某篇作品，史上必有传闻或记载，我们必可得而知。可见，柏拉图并未因思想发生变化而修改再版某篇作品。
（3）柏拉图作品，不论篇幅短长，都是完成一篇之后再接下来写下一篇。
（4）柏拉图发表一篇作品时不可能自留底稿，他也不会终生不辍地编辑、修改、重写它。
（5）所有流传的抄本都来源于同一个母本，是柏拉图亲自手订。即便晚年作品也是如此，里面的文体习惯，来自柏拉图本人，不可能来自某个抄、编者，比如Philip of Opus（第欧根尼·拉尔修，3:37）。
（6）柏拉图去世之后，在柏拉图学园内外流传的柏拉图作品，整体来说相当稳定，篇目、文字都几乎没有增删改易，到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 of Byzantium, c. 257–180 BC）和忒拉绪洛斯（d. 36 AD）时都是如此，至少当今断定为真的作品就是这样。
……
这些在当今很容易满足的条件，在古代却并不如此[41]。关于古代作品的写作与流传，越来越多的柏拉图研究者恢复到常识，实事求是，编年论走过150年后摇摇欲坠，终到寿终正寝时，发展论的哲学构建也就随之成为无实事根基的沙上大厦。
所以，我们的观点是：别偷懒，忘掉早-中-晚期的说法和框架吧！
（待续）
注释
[1] 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目录学发微 古书通例》，北京：中华书局，2007。
[2] John M. Cooper, ed., Plato. Complete Works,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97.
[3] 第欧根尼·拉尔修《明哲言行录》，卷三：41-62（英译本：Lives of the Eminent Philosophers, tr. P. Mensch, ed. J. Mil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参泰勒（A. E. Taylor），《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谢随知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页22-23，英文版（Plato, the Man and his Work, London, 1926, 1955年重印第6版）第11页。
[4] 吴光行译疏，《柏拉图杂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5] Cooper，同前引，页ix-x。
[6] Luc Brisson, Platon: Letters, Paris: GF Flammarion, 1987, p.70.
[7] 参R. S. Bluck，Plato’s Seventh and Eighth Lette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7, p.1.
[8] 彭磊译注，《柏拉图书简》，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
[9] 程志敏，《〈厄庇诺米斯〉的真伪》，载《经典与解释16：柏拉图的真伪》，刘小枫、陈少明主编，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页3-9。根据泰勒的报道，“极端主义者想把对话录真作的数量限制到9篇”（泰勒，同前引，第23页，英文版第11页）。
[10] 曾经广为流行的乔伊特（Benjamin Jowett）译本（The Dialogues of Plato）的选目，反映了当时学界对柏拉图真作的看法。乔伊特本初版于1871年，1892年第3版，1953年修订第4版，各版篇目有个别增减，但所收对话篇目维持在28篇左右。参Cooper，同前引，页xi注11。
[11] Edith Hamilton & Huntington Cairns, eds., The Collected Dialogues of Plato including the Lette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12] 国内学者对所谓柏拉图著作真伪问题的看法，当然都是跟随国际学者。苗力田先生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古希腊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第235-6页中说：“经过学者们大量细致的考证和研究，基本确定为真实的有以下24篇……有四篇真伪未定，尚待进一步研究，它们是《希琵阿斯前篇》、《希琵阿斯后篇》、《阿尔喀比亚德》、《默涅克塞诺斯》。其余作品都被认为是伪作。”这里的说法，当作真作的24篇与汉密尔顿和库珀无异，但是把汉密尔顿和库珀都认为铁定为真的《希琵阿斯后篇》和《默涅克塞诺斯》归到了疑伪作，于是疑伪和伪作的篇目加起来就多达11篇。具体负责这部分内容编译的是余纪元教授，他这么讲，应该必有所据，但我们不得而知。
[13] Gregory Vlastos, Socratic Studies, ed. Myles Burnyea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35.
[14] Gregory Vlastos, Socrates: 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46-7.
[15] W. K. C. Guthrie, 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Vol. IV,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53. 在第50页，格思里说，康福德的分期法或可代表普遍接受的推论（Francis M. Cornford, “The Athenian Philosophical Schools”,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VI (1927), 311ff）。格思里与康福德的不同只在于，后者把《巴门尼德》与《泰阿泰德》归到晚期。
[16] W. D. Ross, Plato’s theory of idea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p.10. 鉴于其著作的主题，罗斯只列举了与理念论有关的5篇早期对话：《查米德斯》、《拉克斯》、《游叙弗伦》、《希琵阿斯前篇》、《美诺》。
[17] 泰勒，同前引，页31-38。
[18] Junia Annas, Platonic Ethics: Old and New, Ithaca, 1999, pp.3-5。引文见《解读柏拉图》（Plato,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高峰枫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页37/142。
[19] W. G. Tennemann, System der Platonischen Philosophie I, Leipzig,1792-95.
[20] 施莱尔马赫，《论柏拉图对话》，黄瑞成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21] K.F. Hermann, Geschiche und System der Platonischen Philosophie, Heidelberg, 1839. 黑格尔的学生策勒尔（E. Zeller, Die Philosophie der Griechen, 1844-52）当然根据黑格尔哲学来重构柏拉图的体系。
[22] 比如赫尔曼把柏拉图对话分为“苏格拉底影响的”、“麦加拉派影响的”（《克拉底鲁》、《泰阿泰德》、《智术师》、《治邦者》、《巴门尼德》）、“执掌学园时的”。
[23] 参Hayden W. Ausland, “Ninetenth-Century Platonic Scholarship”, in: Gerald A. Press ed., The Continuum Companion to Plato, La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2012, pp.286-288.
[24] Lewis Campbell, The Sophistes and Politicus of Plato, Oxford, 1867.
[25] Wicenty Lutoslawski,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Plato’s Logic, with an Account of Plato’s Style and of the Chronology of his Writings, London, 1897.
[26] 参前引The Continuum Companion to Plato，页287、288、290。
[27] 参前引格思里，第41-54页。
[28] Gilbert Ryle, “Plato’s Parmenides”, in: R. E. Allen ed., Studies in Plato’s Metaphysics, London: Humanities Press, 1965, p.134. 赖尔文章最初发表于Mind, 48(1939), pp.129-51 and 302-25. 另参Richard Kraut,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Plato”, in: Richard Kraut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lato, Cambridge, 1992, pp. 14-20. 中译本：理查德·克劳特编，王大庆译，《剑桥柏拉图研究指南》，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29] William Prior, “Developmentalism”, pp. 288-9. 见前引The Continuum Companion to Plato.
[30] 根据柏拉图写作的时间顺序来推断其思想的发展变化，也并不一定完全靠得住，在主流学者中从上世纪开端到末尾都有反对者（Paul Shorey, The Unity of Plato’s Thought , Chicago, 1903, p.4，以及Charles H. Kahn, Plato and the Socratic Dialogue: The Philosophical Use of a Literary Form, Cambridge, 1996）。
R. E. Allen, The Euthyphro and Plato’s EarlierTheory of Forms, London, 1970.
[31] William J. Prior, “Socrates Metaphysician”, Oxford Studies in Ancient Philosophy, 27(2004), pp. 1-14.
[32] G. E. L. Owen, “The Place of the Timaeus in Plato’s Dialogues”, Classical Quarterly, 3(1953), pp.70-95.(repr. in: R. E. Allen ed., Studies in Plato’s Metaphysics, London: Humanities Press, 1965, pp.1–12).
[33] 参J. H. Lesher, “Analytical Approaches to Plato”, pp. 292-4.见前引The Continuum Companion to Plato.
[34] Gregory Vlastos, “The Third Man Argument in the Parmenides”, Philosophical Review, (63)1954, pp.319-49 (repr. in: R. E. Allen ed., Studies in Plato’s Metaphysics, London: Humanities Press, 1965, pp. 231-63). [美]米勒，《灵魂的转向：柏拉图的<帕默尼德>》，曹聪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35] Gregory Vlastos, Socrates: 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46.
[36] Ibid, 45-53. 参M. L. McPherran, “Vlastosian Approaches”, pp.294-6. 见前引The Continuum Companion to Plato.
[37] 参大师的追随者的介绍：本逊（Hugh H. Benson），“苏格拉底与道德哲学的发端”，见《劳特利奇哲学史》（十卷本）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页370-2及相关注释。
[38] 主流学界的反对大都无意撼动三期划分的大框架，主要的意见是，苏格拉底Earlier与苏格拉底Middle的差异，不像弗拉斯托斯所说的那样巨大。不过Thesleff和Kahn对划分早期和中期提出了强烈质疑。Kahn发展出自己独特的预示论读法（proleptic reading），认为早期与中期的不同并非体现柏拉图思想的发展阶段，所谓早期著作，是为展示柏拉图成熟哲学思想精心制作的准备和预示。对分期说的根本质疑来自主流外的学者，比如Howland、Ausland、Nails。晚近的编年论文献：
Gerard R. Ledger, Re-Counting Plato: A Computer Analysis of Plato’s Style, Oxford, 1989.
Leonard Brandwood, The Chronology of Plato’s Dialogues, Cambridge, 1990.
__, ‘Stylometry and Chronology’, in: Richard Kraut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lato, Cambridge, 1992, pp. 90-120.
Charles M. Young, ‘Plato and Computer Dating’. Oxford Studies in Ancient Philosophy, 12(1994), pp. 227-50.
主流学者质疑早中期分期的文献：
Holger Thesleff, “Platonic Chronology”, Phronesis 34(1989), pp. 1-26.
Charles H. Kahn, Plato and the Socratic Dialogue: The Philosophical Use of a Literary For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__, “On Platonic Chronology”, in: Julia Annas and Christopher Rowe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Plato, Modern and Ancient, Cambridge, 2002, pp. 93–127.
根本质疑早中晚三期划分的文献：
Jacob Howland, “Re-reading Plato: the Problem of Platonic Chronology”, Phoenix 45(1991), pp. 189-214.
Hayden W. Ausland, “The Euthydemus and the Dating of Plato’s Dialogues”, in: Thomas M. Robinson and Luc Brisson eds., On Plato: Euthydemus, Lysis, Charmides,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Fifth Symposium Platonicum, Sankt Augustin, 2000, pp. 20-22.
Charles L. Griswold, “Comments on Kahn”, in: Julia Annas and Christopher Rowe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Plato, Modern and Ancient, pp. 129–44.
[39] 英美主流学界在21世纪对写作时序的标准观点，见Terence H. Irwin, “The platonic corpus”, in: Gail Fine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la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77-84.
[40] 严肃认真的学者在谈到作品分期时，都能意识到其设定的性质和界限，比如罗斯就指出，长篇对话写作必定历时较长，期间可能穿插短篇写作，而且有柏拉图勤勉修改作品的古代证据，于是指出任何对时序的排定都必定是“试探性的”（tentative）（见罗斯前引书，第9-10页）。赖尔在排时序时有专门一节讨论文体考量学的困难（Gilbert Ryle, Plato’s Progre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295-300）。关于时序排定的实践原则，格思里对下面的说法深以为然：它只能是“大体遵照编年论，结合以阐释的方便”（见格思里，前引书，第54页）。弗拉斯托斯提出他的宏论，也只是当作一个“设定”（hypothesis）（见Gregory Vlastos, Socrates: 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第53页）。不幸的是，很多学者把早中晚三期的说法和框架当成了事实，用作研究指南。
[41]研究者们发现，大量证据表明古代的情形与今人按照当今习惯的想象迥异。Debra Nails被主流学者称为“统一论者”，他关于编年论及其困难的介绍，见其为The Continuum Companion to Plato写的词条“Compositional Chronology”，尤其页291-2。
作者简介
延伸阅读
（编辑：Dacia）
欢迎关注“古典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插图来自网络，与文章作者无关。
如有涉及版权问题，敬请联系本公众号处理。